今后十年，极可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变革最为剧烈的一个时期，若能以历史性的宏观视角来思考，并提前布局早作准备，就能在未来区域发展竞争中夺得先机。
就深圳经济而言，能否赢得又一波长期稳定增长，关键就看在今后的发展战略中能否趋利避害，有效应对危机、把握转机。
在宏观经济形势研究中，一般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短期看需求，即对中短期经济形势分析，往往重点考虑投资、消费、出口这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长期看供给，即长期经济走势主要由潜在增长率所决定，而一个区域的潜在增长率，关键在于该区域的供给能力。经济学中的索洛增长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等，认为地区生产总值是由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技术水平（后扩展为包含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的全要素生产率）三大供给因素所决定的。那么，未来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走势会如何？就要看今后的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如何。
长期增长面临危机
从供给因素来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形势并不乐观。
从资本投入看，投资的低效及资本外流，将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我国每一轮经济下行及随后的刺激政策，往往导致资金更多地通过地方融资平台或影子银行，流向政府基建项目和央企国企。虽然这为我国基础设施等硬件的改善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投资回报率太低，长期以往会导致严重的债务偿付问题。如在我国上市公司中2000年国有企业债务杠杆为43%，如今已上升到62%，这在全世界来看都是非常危险的水平。因基建项目或国企央企有政府信用为保障，银行偏爱为其“锦上添花”。而投资回报率更高、风险更高，但对长期增长起更大作用的民营企业，常因无人“雪中送炭”面临资金困境。当前一些民企陷入资金链断裂和互保联保陷阱，即有此因。此外，资金错配或投资的无效性，还体现在我国巨大的产能过剩以及房地产泡沫上。我国高耗能的电解铝、钢铁制造，还是新兴产业的光伏太阳能和风电，以及造船和钢铁业中高端产品的硅钢，均被业界公认为“产能过剩”。而畸形的房地产逐渐成为国民产业“命脉”，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更会导致巨大的资本浪费。投资如此低效和粗放，今后势必难以为继。
此外，资本外流的风险也不容小觑。我国改革开放后能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原因之一是得益于在资本投入上采取大规模吸引外资及高储蓄率。但随着中国未来成本优势的逐步弱化，以及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带来人民币升值预期的结束，很可能将不再是国际资本的主要流入国，内资外流的速度也会加速。如此，资本能否延续一贯的高投入高增长将十分堪忧。
从劳动力投入看，老龄化和人口总量，将对长期增长带来深远影响。近年来，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降至0.5%以下，预计10 年后将进入负增长。从趋势看，一是少子化趋势逐渐明显。长期以来官方认定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8，但根据六普推算仅1.18，即使考虑到漏报因素，总和生育率也不到1.4。二是人口红利的消失比预计的要快。2006 年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指出总劳动力将在2016 年达到高峰，但六普数据分析在2012 年达到顶峰后就开始下降。三是老龄化进程正在加速。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已经从2000 年的7%上升到2010 年的8.9%，绝对数接近1.2 亿。世界银行预测，203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16.2%，2050年将上升到24.7%。《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称，2035年中国将2名纳税人供养1名养老金领取者。
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人口格局的重大转折必然对经济增长乃至发展模式带来深远影响。日本陷入“失去的20年”，人口老龄化就被归结为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近年来日本电子制造产业裹足不前，被认为是人口中富于创造力的年轻人减少，创新型产业竞争力落入下风所致。加拿大学者拉斐尔•戈麦斯研究人口年龄等因素对2008年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影响，认为老龄化和抚养人口负担加重成为经济滑坡的重要因素。美国学者哈瑞•丹特和罗德尼•约翰逊根据美国经济形势写了《经济严冬就在眼前》的书，认为“人口趋势决定经济的未来”。虽然近期我国对人口政策作出了积极的调整，如放开单独二胎等。但很多专家认为，相对当前中国人口难以扭转的主要趋势而言，我国人口政策调整的力度和反应速度远远不足，未来危机将是巨大的。
长期增长存在转机
就资本和劳动力这两大供应要素来看，未来危机重重。但长期增长也存在着转机，就在于供给因素的第三项，全要素生产率中。具体分析，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改革；二是互联网等新技术的运用。
对于深化改革为经济增长带来的推动力，全国上下寄予厚望。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要靠“改革红利”。自2012 年以来，新一届领导人着手加快深化改革，在市场化的推动、简政放权、收入分配、打击腐败等改革领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虽然从上海自贸区、互联网金融等推行中可看出，当前改革遭遇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依然很大，但高层深化改革的决心及顶层设计的战略思维，让人倍增信心。未来若能在财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等领域有更大动作和更大成果，必能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持久的推动力。
对于技术创新，之前喊了多年但并无多大起色。这和我国整个创新生产体系弊端已积重难返有关，如基础教育应试，高校科研指标化、功利化；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建设严重滞后；大型央企因垄断地位没动力创新，小型民企因资金实力没能力创新，等等。但是伴随着互联网运用带来的大数据和网络经济时代的来临，给中国经济的创新运用带来了转机。在这一浪潮中，我国有两大优势：一是网民数量巨大，互联网普及率高。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3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 年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占全球网民20%以上，互联网普及率为45.8%。二是互联网经济不必一定要技术原创，主要在于和传统商业的嫁接，创造出新的市场和新的组织方式，引发了竞争格局的大调整、大变革。这对于有巨大国内消费市场和传统制造业能力的我国，提供了发挥后发优势的可能。如滴滴打车、手机地图等一出现就带动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智能终端与物联网的联接更将带来一场革命。网络教育和医疗等新市场的开拓，都会形成全新的市场空间。就是简单的体育竞彩，一旦和互联网对接也创造出巨大的需求。如本次世界杯期间，我国首次开通手机网上购彩，轻松实现竞彩足球销售123.19 亿元，比2010 年南非世界杯期间23 亿元的销售总额高出了100 多亿元，其中通过网络和移动终端渠道购买的比例高达七成。由此可见，在这一场以互联网和大数据革命为主的创新浪潮中，如能充分把握，将为长期增长开辟出广阔的空间。
深圳需积极应对
今后十年，极可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变革最为剧烈的一个时期，若能以历史性的宏观视角来思考，并提前布局早作准备，就能在未来区域发展竞争中夺得先机。就深圳经济而言，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是转型发展的重要转折关口，能否赢得又一波长期稳定增长，关键就看在今后的发展战略中能否趋利避害，有效应对危机、把握转机。
一是在资本投入上，应主动适应投资放缓，优化投资效率。深圳在今后投资拉动中，应有意识地控制政府投资规模和方向，做到量力而行、有的放矢。将环境治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真正百姓迫切需要的民生工程作为政府性投资的重点方向，在一些必不得不须推进的政府性项目上，积极探索PPP 等新模式。引导金融资源更多地向产业投资、民营企业倾斜。并牵线搭桥，帮助陷入债务危机的企业在市场寻找并购重组资源并给予信用支持，将错配到产能过剩领域的资源尽快解放出来。推动金融创新，建立分层次、多渠道的金融资源配置的区域性市场，鼓励企业上市及利用债券票据等直接融资工具。
二是在劳动力投入上，要加大人才引进，加快“机器换人”。着眼未来的人力资源竞争，制定新的人才发展战略。把握当前经济下行导致用工需求缓解之机，将外来流入的低端劳动力有序转移出去的同时，也在全国范围内及早争取优质人力资源。对未来经济转型升级所需的人才，在住房保障、教育医疗、创业扶持等方面出台更有吸引力的政策，加快市民化进程。同时加大“机器换人”力度，加快自动化生产线更新改造，提高劳动者生产率。加快相应专业技术工人的引进和培养，推动“机器人”等自动化产业的培育壮大，抢得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先机。
三是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要大胆制度创新，把握新经济热潮。在制度创新上要敢闯敢试，在国家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改革中，应提前布局、积极对接，争取更多的“改革红利”。围绕“三张清单一张网”，坚定不移地推进简政放权的改革实践。在技术创新上，要大力推进“电商换市”。积极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来拓展新空间，助推跨界经营。并借助互联网经济，发挥深圳制造业的“长尾效应”，满足市场中零散的个性化、差异化需求，破解以往过多依赖传统市场、传统商业模式及产业同构恶性竞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