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海归自己的公司虽然做得不咋样，但履历漂亮，相貌堂堂，再加上言语幽默，生动形象，这个“面子和屁股”理论一时还真有几分说服力。但是，给面子真的是比盖屁股更有效的商业文化吗？其实，从学理上讲，给面子文化归根到底还是特殊主义的人情文化、人治文化，而盖屁股文化是普遍主义的契约文化、法治文化。人治文化比法治文化更有效？这个道理在社会学、经济学、法学上好像都不太容易讲得通。在美国呆了几十年的高科技企业创业者，最后总结出来的居然是这样一个“理论”，可见中西文化之“隔”，科技与人文之“隔”，可以隔到怎样的程度。

最核心的其实是交易费用与交易范围的平衡问题。人情文化交易费用低，但前提是需要交易双方是朋友，在交易前1.互相认识，2.有感情的交换，3.有建立在这种感情基础上的信任。所以交易对象必须事先已经是朋友 （包括同乡、同学、同事等等），或者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性的程序（宴请、喝白酒、送礼等等）把陌生人变成朋友。人的经历的有限性决定了前者的范围是有限的，而人的精力的有限性又决定了后者的范围是有限的，所以这就决定了采取这种商业文化的企业人交易的范围必将限定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在这个范围内，交易费用趋于无穷小，但出了这个范围，因为没有任何制度的保障，交易费用趋于无穷大。一个有限范围内的无穷小，加上一个无限范围的无穷大，平均交易费用仍然是趋于无穷大。

对圈内人温情脉脉的代价往往是对圈外人的忽视、排斥甚至是掠夺。中国商业文化中无处不在的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各种以邻为壑、恃强凌弱的掠夺性行为，还有那些似乎无穷无尽的各种骗局和陷阱，其实就是这个无穷大的平均交易费用的最好写照。法治文化重责任，重预防，重契约，重流程，单独一件事情看起来费事（甚至愚不可及），交易成本高，但是公正，理性，有复制能力，从更长时间和更大范围内看，其实是节省了交易成本，节省了整个社会体系的运行成本。

这个问题的讨论，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令人深思的维度。关于腐败问题，我以为对于这种现象，大家应该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不应该有什么争议了吧。没想到，在中国的高层管理课堂上，这却往往成为一个有经验的老师最好努力避免的敏感问题 （英文叫hotspotissues）。老师一提出这个问题，下面有的说，中国的腐败问题不严重，到拉美、东南亚、非洲，那才叫腐败呢；有的说，天下乌鸦一般黑，西方难道不腐败吗？只是他们的腐败体现的形式不一样而已；更有甚者，信誓旦旦认为，中国的腐败其实是比西方的法治更有效率的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例如，同样与政府有关部门打交道，在中国，搞定一两个相关部门的领导就可以了，在美国，却要与一个庞大的院外活动集团打交道，所花费的各种顾问费和公关费，远远超过在中国搞定一两个关键人物的费用！

如果无法让他们认识到中国式的“搞定”成本其实应该包括这种行为产生的各种社会成本、道德成本，而仅仅是站在一家企业的财务成本的角度上去争论这个问题，这场争论的结果是可以预知的。课堂上一场争论的胜负有谁在乎，但是类似争论的结果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中国的不同课堂重复，中国未来的走向，结果也是可以预知的。我给你面子，你给我面子，其乐融融，最后结果是，中国继续走在人治文化、人情文化的不归路上，不知所之，最后大家谁都没有面子。

有一次，我“不小心”夸了几句王石的“不行贿”政策，没想到课堂一下子就几乎控制不住了。有的说，那是作秀，哪能真信！有的说，万科拿二手地，但二手地都曾经是一手地，而一手地又有几块是干净的？他们不过是不直接行贿，“间接行贿”（与这些年流行的 “顺奸”、“温和腐败”等概念异曲同工）而已。有点道德洁癖、脾气不太好的老师，碰到这种事情，还不得直接拂袖而去？！大家都是成年人，却连最基本的是非观都没有，还有什么必要再讲下去？

还好，有一位大家都很尊重的学员站了起来，帮了我的忙。他说，一个筐子装一只螃蟹，这只螃蟹很快就能从筐子里爬出来；但是，一个筐子装很多只螃蟹的时候，这些螃蟹却往往无法爬出来。为什么，因为上面的螃蟹快爬出来的时候，里面的螃蟹又会把它拽回去。万科就是这只快要爬出来的螃蟹，我们在这里做的，就是想把它又拽回来。

因为这种学员的存在，我们这些“舌耕”者才体会到我们的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因为这种学员的存在，我们不至于对中国的未来太过虚无主义；因为这种学员的存在，我们才最终有了从这个几千年的人治文化的“暗黑之筐”爬出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