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与美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发展得非常快，仅仅从经济面来观察，去年越南对美贸易总量是140亿美元；美国在越南的注册投资额9亿多美元，是前年的6倍；美国访越南的游客40多万，与中国相当。越南经济学家预测，鉴于美国现在开始重视东盟，也重视越南在东盟中的领导作用，在今年越美恢复正常外交关系15年之际，越美之间的经济合作与政治合作可期待达到新的高度。但越美合作与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有何联系呢？

美国经济还在疲软期，奥巴马的5年出口振兴计划能否实现，现在还很难说，美国期望中国人民币大幅快速升值，而且甚至限定贸易顺差的额度，除了为其自己低迷不振的经济找到国际替罪羊以外，也是为其国际贸易平衡与解决国内劳工失业率高企的问题寻找出路。但是，正如很多包括中国经济学家在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了以美国现在的劳动力成本、用地成本与其他管理成本而论根本不具备规模的制造业竞争力，就算人民币如美国人所预期的那样升值，并且中国也接受了为其贸易顺差所设定的额度，其实并不能达到这一政策所预期的目标，而最有可能的是，在人民币升值与贸易顺差额度设定后，更多的FDI流向包括越南在内的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其他新兴国家的对美贸易份额将有机会上升，尤其是那些本身没被设定贸易顺差份额的国家的贸易份额会上升。但在国际关系意义上，对于中国采取的升值与限额压力，就是对于诸如越南、印度、土耳其、墨西哥、韩国、南非等与中国有一定的产业竞争性的国家所送的政治大礼，而那些国家无论在美国人所谓的体制相容性还是政治伙伴关系深度方面似乎都比中国来得近一些。

虽然人民币不可能如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所期待的那样大幅快速升值，但是人民币以一定速度进行有波动的升值大概在所难免，中国的对外贸易必须要实现比较重大的转型，加大在靠近目标市场的地区进行落地投资的趋势也就日渐成为必然，这类似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所进行的从商品输出到商品与资本输出并重的转型，意味着更多的中国企业需要掌握关键国家（目前主要是新兴经济国家）的投资环境信息、培养必要的海外投资人才、发展适当的海外社会关系网络，并且发展自己的跨文化领导与管理能力。当然正如我们今天看到，跨国公司对于我们的政策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一样，未来落地投资的发展本身也可以在政治上进一步扩大中国资本在所在国的政策与政治影响力，这就是必要的应势而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