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体制的影响遍及经济的各个层面。首先，中国的几家国有大银行——按照市值计算，已经成为世界最大银行之一——能够利用这样的存贷差提高利润水平。其次，由于人民银行为国有银行提供“指导性”企业贷款贴现率，中国大量的国有企业多年来都能够以较低价格轻松获得贷款，而中小企业则不得不面对艰难的融资环境。最后，中国的普通家庭也受利率影响，低利率和不断攀升的通货膨胀率正在蚕食他们的储蓄。

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查尔斯•弗里曼（Charles Freeman）指出：“中国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受到政府和个人储户的双重‘补贴’，而中国储户多年来只能接受实际负存款利率。”

这些问题早已有之，然而在去年受政策鼓励的天量贷款的环境下——2009年中国银行业新增贷款达1.4万亿美元，同比翻了一番——政府内外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也能够解释五月份人民银行在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出“继续推进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不断提高科学定价能力，发挥利率调节作用。”然而，改革之路漫漫，前景远不明朗。

有人欢喜有人忧

尽管人民银行对存贷款利率的控制限制了银行经营业务的自由，但另一方面也支撑了银行的盈利基础。虽然银行给予国有企业的贷款利率很低，但他们给存款人的利率更低，上海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如此说道。他指出存贷款利差早已成为中国银行业最大的利润来源，“国有银行通过这种利差赚取了超常的利润，成为这种不合理制度下的最大受益人。”

但是，改革利率体制将涉及银行业，监管机构和掌权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刘表示许多国有银行的高管都曾在监管机构任职。举例来说，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即是从中国外汇管理局空降而来，之前他曾担任人民银行副行长。而国家开发银行行长蒋超良之前担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并曾在人民银行担任过多个职位。

从某些方面来说，政府、银行和国有企业的这种暧昧关系很好地符合了商业利益：由于许多国有企业与合作银行有着长期关系，双方对于各自企业的经营状况有着深入了解，互相也都充分信任；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信贷评估体系尚不够成熟，银行很难审查私营企业的信用水平，而贷款给国有企业则无需担心信用问题，因为这通常意味着有中央和地方政府做担保。
但不管怎样，这都无法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相对私营企业，这种利率体系的确为国有企业提供了不公平的优势，意大利巴里大学（University of Bari）经济和数学系主任菲力（Giovanni Ferri）表示，“国有企业，相对于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私营企业，获得了大约250基点（即2.5个百分点）的利息补贴。”

这种补贴引发的失衡是显而易见的。根据菲力和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研究部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于2009年发布的联合研究报告显示，国有企业对中国GDP的贡献约占25%，所获得的贷款则占总贷款量的约65%。在对中国企业进行抽样分析后，菲力和刘利刚得出结论，如果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贷款利率一样，“那么平均而言，他们需要支付的额外利息将高于他们的利润。”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低廉的融资成本，许多国有企业的生存将面临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