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弥补这种分离？董事会是公司法提出的解决方案。董事会由股东选举产生，代表股东监督和指导企业管理层。但学术研究已经反复证明，企业董事会事实上缺乏能力。

以雷曼兄弟公司为例。在最近12个月中，当公司逐步走向深渊时，董事会做了些什么？而在此之前，当银行堆积起重重财务杠杆和衍生产品时，董事会又在哪里？

在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之前，公司董事会由10人组成，包括首席执行官（CEO）兼董事长Richard Fuld。其中两位董事超过80岁，另外三位的年龄在74岁至77岁之间，包括百老汇制作人Roger Berlind。还有一位董事曾经领导过红十字会，在此之前还负责过女童子军。百老汇和童子军显然都不是学习如何管理财务杠杆或债务抵押债券（CDO）和信用违约掉期（CDS）的培训基地。

真正剧毒的恰恰是道德风险和公司治理不善的组合——远远超过CDO、CDS和其它衍生产品本身。

为了赚取佣金、奖金、利润分享等等，管理层必须带来更多的业务和利润。但是，更多的业务和利润是否意味着更高的风险？其中隐藏着无法延续资金来源以及新客户不可信的风险。

管理者的动机是轻描淡写地描述风险，让上司批准新增的业务。这种动机逐渐上升，一直到达CEO层面。如果董事会没有对CEO进行有效监督，那么风险最终会转嫁给股东。

如果董事会无法有效地监督金融机构的管理，那么这项任务应该由谁执行？存在着两种可能的答案。第一个答案是评级机构，第二个答案则是监管部门。

投资者、出借方和其它相关方希望从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国际等评级机构那里就金融机构及其发行的证券获得客观独立的信息。顾名思义，评级机构评估金融机构和证券，对违约的可能性进行评估。然后，它们分配相应的评级结果。

但是，评级流程也深受道德风险的困扰。发行证券的金融机构向评级机构付费，要求对这些证券进行评级。切记一句老话：“拿人的手短。”

据说金融机构经常与评级机构协商，要求提高其评级结果。它们会尝试让风险最高（因此也利润最高）的贷款勉强通过，同时又不影响自身的信用等级。

此外，评级机构的反应也相对较慢。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得出结论，与发行期相比，评级机构在后续监控中效能较为低下。这进一步加强了金融机构暂时隐瞒坏消息的动机，同时又在现在领取佣金和奖金。

监管部门也同样可以对管理层加以监督。但是贝尔斯登银行和雷曼兄弟公司等投资银行就本质而言是投资银行，因此避免了针对商业银行的严格法规。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4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决定五家规模最大的投资银行（贝尔斯登银行、高盛公司、雷曼兄弟公司、美林证券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公司）免于接受限制财务杠杆的法规管辖。

美国国际集团（AIG）的情况甚至更为险恶。这家企业并非投资银行。但是，公司业务以信用违约掉期和其它衍生产品为基础，而且数额巨大，以至于美国政府不得不用公共基金对其施以援手。事实上，美国国际集团的规模太大，绝不容许失败。

于是，这导致了最严重的道德风险：如果政府继续援救滥用财务杠杆的大型企业或投资银行，那么就会鼓励它们承担更多风险，而不是尽可能减少风险。

持怀疑态度的人士指出，雷曼兄弟公司的CEO Fuld的最大错误并不是接受太多风险。事实上，是因为他承担的风险还不够大。如果雷曼兄弟公司在CDO、CDS和其它衍生产品中的参与程度与复杂性和美国国际集团相仿，美国财政部长Henry Paulson将会被迫救援雷曼兄弟公司，就如同AIG的命运一般。

据报道，Fuld先生在1993年至2007年之间收到了总计将近5亿美元（7.3亿新元）的薪酬。他失去了在雷曼兄弟公司的职位，但并非从此潦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