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俞敏洪观点摘录。

俞敏洪：

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难题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这两三年一直受关注，我今年关注的话题来自于我收到了16000多人联名签字的一封信，这封信讲的是外来务工人员，不仅仅是北京，当然信是从北京发出来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快到高中阶段了，根据中国的高考现状他们的子女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他们必须回到本省去，他们就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孩子离开父母，在高中的时候到本省，这个孩子在高一、高二、高三，在那儿上学的时候谁去管他们。因为没有人管，高中的孩子很容易就走偏了，乖孩子毕竟是少数，需要父母监督的孩子毕竟是多数。

第二，教育质量的差距问题，他们在北京上完了初中，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上小学和初中在北京相对来说是可行的，上高中的时候他就得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教育上的衔接问题，因为北京的教材和外地的教材是不一样的，到最后的结果，这些孩子们有可能在高考中因为这样转来转去，最后带来一个不利影响。

随着现代社会中国如此流动的社会，你再用一个不流动的制度去对付这样的流动的社会，最后带来的社会问题会越来越多。如果教育要改革，高考制度本身，它有两个改革方向，第一是现在命题系统到底是不是科学，是不是合理，咱们先不说命题系统，针对学生在全国各地的考试到底什么样考才能让考生更加合理参加高考，并且有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

我就提了一个提案，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流动性的增强，高考制度面临一个改革，其中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何让全国的高考学生在全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他都可以参加高考。

这一点是不难做到的，美国的高考在全世界都能考，我觉得是不难做到的。这不仅仅是农民工子女的问题，包括了很多大学毕业生，白领其实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关键在政策方面，不仅是高考，还是其他政策，我昨天在微博上发了一条短信，在一个流动的社会中用堵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只会形成更加糟糕的局面，用疏导的方法，不能用堵的方法。堵的方法是临时解决问题，它积蓄着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会把堵的冲破掉，最后更加不可收拾。

他们(教育部)的解决方案，说是想在北京或者是在上海专门开为当地学生服务的高中班，比如说重建一个高中，专门针对重庆和四川。我觉得这个东西只是解决了一个区域的问题，而且是临时的。因为我觉得要解决问题应该是从中国的全盘考虑，你不从全盘考虑，拆东墙补西墙，或者是哪儿漏了往哪儿堵，最后的结果还不是那么好。

我觉得可以在高考的招生方面可以根据地区差异，在分数上有所下降和提高。

“新东方上市是带了个坏头”

我觉得新东方带了一个坏头，就是去上市。新东方上市当初有一定的合理性，原因是新东方已经发展了差不多20年。

新东方上市为中国民办教育教育提出了一个问题：民办教育应该有所区分，在民办教育领域应该区分成营利型的、以公司性质来进行的培训教育和非营利性的民办的学历教育的大学。这样的区分应该去做，国家在某种意义上也有这样的区分，新东方实际上开了一个先河，证明了像培训教育这样的领域作为一个公司运作是可行的，而且是受到全世界认可的。

我之所以说起了一个坏头，新东方上市以后，新东方的经营还算是不错，导致了股价的升值，导致国外的投资者和国内做培训的人认为培训是可以上市的，可以赚钱的，所以后面出现的很多机构就开始把这个当做目的了。在培训中间以获利为目的，而背后的亏损全是资本家，投资人。

上市是可以的，但是上市人的目标和目的不能变。我们首先是为了孩子的成长，为了家庭教育的完善服务的。在此基础之上，你有良好的管理、运营，最后有营利，这是正常的。如果你把赚钱本身当做是办培训机构的目的的话，一定要出问题。作为上市公司，营利又是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所以它就有了这样相对来说矛盾的地方。

这一次是我首先倡导，我说我们要开这样的一个论坛，来重新考虑民办教育，尤其是民办培训教育的价值回归和它的管理模式问题。让它尽可能的在现有结构下能够进入一种良性循环的轨道，这是我的初衷。

教育本身的价值观其实都是比较一致的，不管是民办还是公办，就是为了孩子们的成长服务，让孩子们得到全面的发展，增加孩子们的自信心，消除孩子们的自卑情结。这些都是教育的价值观。

从培训机构本身的价值回归来说，它的典型的要素就是为孩子们的现状提供服务，同时为孩子们的未来提供梦想和提供发动机的燃料，这是培训机构应该能做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