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智商不过中等。
曾氏一族的天资也并不出色。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笨得出名，一生考了十七次秀才，一直到四十三岁，才勉强过关。曾国藩的几个兄弟，虽然也都十年寒窗，却没有一个达到举人的功名。曾国藩本人从十四岁参加县试，前后考了七次，到二十三岁才考上秀才，而且还是个倒数第二名。比较他同时代的名人，他的平庸一目了然。小他一岁的左宗棠，十四岁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李鸿章也是十七岁即中秀才。比曾、左、李稍晚的梁启超更是天资超迈，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
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左宗棠一向瞧不起曾国藩，屡屡不留情面地批评他“才短”、“欠才略”、“才亦太缺”，“于兵机每苦钝滞”。学生李鸿章也当面说过他太“儒缓”。曾国藩自己也常说“吾生平短于才”，“秉质愚柔”，读书做事，反应速度都很慢:“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
这并不完全是谦词。
另一方面，由于自视“愚柔”，曾国藩才能成为一个“极致精明”的人。
首先，他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战略家。太平军起，举国束手无策。只有他独辟蹊径，以超人之胆识创立湘军。在从皇帝到大臣或急于求成，或悲观绝望，满朝如无头苍蝇，纷无定计之际，曾国藩提出了“以上制下、取建瓴之势”的平定太平军战略，即“争夺武昌，控制长江中游，再指向九江、安庆，进而攻陷天京”。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极为高明的战略，清王朝正是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曾国藩非常善于审时度势。自古功臣，像他这样善于把握进退者不多。剿灭太平军之后，他的功名事业如日中天，此时他却极度冷静，在大盛之中察觉大衰的先机，毅然上疏请求辞去节制四省的大权，并采取果断手段，裁撤自己的权力之本——湘军。他一生出将入相，没有起伏蹉跌，实属罕见。
曾国藩深通官场韬略，官场功夫如同太极高手，善于化解种种难题于无形之中。曾国藩的秘书赵烈文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曾国荃攻打南京不下之际，朝廷令李鸿章协助进攻。李鸿章一方面不想夺了曾家兄弟的首功，向曾家邀功买好;另一方面又想把抗旨之责推给曾氏，因此私下到处解释，做了许多小动作。赵烈文评价李鸿章：“此一事而机械百出，语言处处不同，其图望大功，日夜计算心机之工，细入毫芒。”而曾国藩的对策是回复给皇帝一道辞气卑约的奏折，坚请李鸿章前来，不望有功，但求无过，言语恳挚，不温不火。相形之下，李鸿章的小算盘一目了然。赵烈文评价说，曾国藩的手段平直无奇，却实高于李数倍。
以诚为本，以拙为用
正是与众不同的“笨拙”，成就了曾国藩非同一般的精明和高明。曾国藩的人生哲学很独特，就是“尚拙”。他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这种人生哲学得自他独特的人生经验。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知道自己这辈子靠读书发达无望，遂“发愤教督诸子”，对长子曾国藩更是毫不松懈。但是他的教育方法十分落后：只知道一味用蛮力。他要求曾国藩，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睡觉。
积苦力学的经历给了曾国藩独特的启示。他发现笨拙有笨拙的好处。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因此比别人更虚心。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因此抗打击能力特别强。笨拙的人不懂取巧，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因此不留死角。相反，那些有小聪明的人不愿意下“困免之功”，遇到困难绕着走，基础打得松松垮垮。所以，“拙”看起来慢，其实却是最快，因为这是扎扎实实的成功，不留遗弊。虽然曾国藩考秀才考了九年，但是一旦开窍之后，后面的路就越来越顺。中了秀才的第二年，他就中了举人;又四年，高中进士。而那些早早进了学的同学，后来却连举人也没出来一个。
既然天性钝拙，曾国藩就充分发挥钝拙的长处。他一生做事从来不绕弯子，不走捷径，总是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做。涓滴积累，水滴石穿，追求的是扎实彻底，一步一个脚印。曾国藩在《送郭筠仙子南归序》中这样说：
“君子赴势甚钝，取道甚迂，得不苟成，业不苟名，艰难错迕，迟久而后进，铢而积，寸而累，及其成熟，则圣人之徒也。”
这正是曾国藩的自我写照。他一生成功，得益于“笨拙”精神。
他创建湘军，选拔将领，专挑不善言辞的“乡气”之人，盖因其敦实淳朴，少浮滑之气。他甚至讨厌那些“善说话”的人：“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他招士兵，也专要“朴实少心窍”的山民。
曾国藩打仗靠的也是笨拙精神。他一生善打愚战、笨战，不善打巧战。他一生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湘军作战以“结硬寨、打呆仗”闻名。打仗基本上不主动出击，而是诱使敌人先来攻他，后发制人。太平军最希望诱使湘军野战，但湘军绝少野战。曾国藩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湘军主动攻城，也是用最笨的方法，如同巨蟒缠人一样，用一道一道的壕沟把这座城市活活困死。他们攻城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而往往是一年、两年，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挖壕沟。安庆、九江、天京，都是这样打下来的。等战争结束，城墙外的地貌就都被湘军彻底改变了。
曾国藩一生待人接物更是以诚为本，以拙为用。他的想法是：“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
无学不窥，无窥不绝
曾国藩最有意思的“笨拙”，是他“扎实彻底”的思维方式。中国式思维尚直觉，重体悟，善类比，却轻逻辑。那些才子、文人的思绪常如天马行空，不循规矩，任意跳跃，很容易跳过真理与谬误之间那小小的一步距离。中国式思维的最大弱点是喜欢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一切，却缺乏严密细致的推理过程。在这种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大而化之，以一言而括万物。
顾准曾一再批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说：“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中国人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可是辩证法把中国人坑害苦了……中国传统没有逻辑学……因此，中国没有精密科学。”
西方思维的最大特点是重视实证、重视逻辑、重视差别。西方人从量化分析事物之间的不同之处入手，沿着“现象—差别—差别的扩大—精确量化—创新”的思维路径前进，因此能发展出卓越的理性思维。
曾国藩的思维方式与西方式思维不谋而合。他曾经在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九日日记中说：“治事……之道三端，曰剖析，曰简要，曰综核。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
这一席话道尽了曾国藩式思维的秘诀。每遇到一件事，他都要从正反两方面去看，反复琢磨，细细分析。他把这件事中所包含的每一个因素都研究到位，不使有一点含混不清之处。“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
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一个是太容易下结论，另一个是太容易听信别人的结论。曾国藩却不是这样。因为“拙”，他在一切知识面前都十分谦虚，不敢稍有成见。因为“拙”，他不想省力，不想借用别人的脑子，每本书都要认认真真，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所以他一生事业广阔，无书不读，无学不窥视。
《曾国藩年谱》说曾国藩在工部任侍郎时，“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较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槽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他一生考察研究范围极广，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这是他与当时诸多理学之士的明显不同之处。
除了书本之外，曾国藩还从自身生长的土地中汲取了大量知识。虽然曾国藩式三榜进士出身，却终身对他那位没读过书的祖父敬服不已，在家书中经常引用祖父的话来教育子弟。这位终生没有出过湘乡县的乡下老人确实也有一些来自泥土的不凡见解。曾国藩在劝弟弟曾国荃在官场上不可逞一时之快时说：“星冈公教人常言：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又云：怕临老打扫脚棍。望弟平平和和作一二年，送阿兄上岸后，再行轰轰烈烈做去。至嘱至嘱!”曾国藩平生凡事算出三步以外，特别是功成之后，能迅速解散湘军，妥善解除了功高震主之忧，就与祖父这种凡事要有长远打算的教导有关。(本文内容编选自《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一书，本刊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