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应侠客岛之约，笔者从基层治理困境的角度评析了六安教师维权事件（见《六安教师集访事件背后的基层治理困境》）。从舆论的反应看，赞成者有之，批评者也不少。在批评的意见中，最多的是说这篇文章在和稀泥。说实话，我写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和稀泥的意思，只是作为一个学者，追求对事情有个合理的解释，希望站在整体、长远利益来看待眼前的社会问题。我们不能要求当事者放弃利益诉求去顾全大局，但学者有责任为公众提供客观、理性的社会认知。六安事件，让笔者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利益已然分化的今天，和稀泥也难。
这个社会很有意思，几乎每一个“会说话”的群体都觉得自己是利益受损者。在基层，教师说公务员比他们获得得多，公务员说老板挣得多，老板又说挣点辛苦钱真不容易。唯独普通农民抱怨得少。在高校，学生抱怨老师（或许应该称作是老板？）压榨，老师抱怨学生又懒又蠢还不听话。甚至于，高校还流行“青椒”一词，似乎年轻老师多么不容易。却，唯独广大后勤员工（多是农民工）不说话。前些年，媒体热衷于报道拆迁事件，扛着红旗站楼顶的“钉子户”总被渲染成是“弱势群体”，是英雄。可谁去真正关心过那些配合拆迁，比“钉子户”获利更少，天天盼着回迁房的的沉默的大多数？
这么多年的田野经验告诉笔者，“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真的是社会治理中的一条铁律。很遗憾，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今天，麦克风声音的大小屏蔽了社会真相。六安事件，笔者的判断是这是一个普通的维权事件，扯不上悲情。老师伸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得理解；但非要扯上公务员群体做比较，那就过了。有媒体拿《教师法》之类的说事，甚至于帮忙计算怎么样才是教师待遇不低于公务员，这是唯恐天下不乱——有谁去关心，这一提高对财政意味着什么，怎么解决？
这个世界充斥着不负责任的老好人逻辑。要给农民“国民待遇”，给拆迁户更多的补偿，哪怕一夜暴富也是合理的，企业要减税，公务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要提工资，养老金要提高，贫困户要享受教育、医疗等一切好处……似乎财政的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很多地方政府被逼无奈，上级政策有要求，都要提高标准；但能力有限，总要个统筹安排，有个先后次序。但谁都不愿意排在后面。这不，就出现了教师维权事件。末了，很多地方政府为了解决问题，猛搞土地财政，甚至通过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配置来鼓励农民进城。结果，人们又在批评地方政府公司化。
看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真的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了。现在基层的矛盾，早就不是收钱收出的矛盾了，几乎全是发钱发出的矛盾。贫困户好处太多，结果人人都争当贫困户，基层政府扶贫了一二十户人家，却得罪了其他几百户人家。参战老兵有补助，那些为参战的老兵也要求补助。民办教师解决了待遇问题，代课老师也要。就笔者这么多年的基层调研经验看，哪怕是有一丁点组织能力的，有一丁点话语权的，都或多或少地从国家那里得到了好处。
这就公平了吗？不要以为得了好处，大家就提高了公平感。社会的逻辑恰恰相反，不合理的好处，恰恰在制造社会不公。笔者的父亲，上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当过几年代课教师。前两年，地方政府给他这样的代课老师发补助，说他们为教育事业贡献了力量。连我父亲都觉得有点蒙。上世纪60年代，当民办教师可比生产队干活要轻松多了，挣得也多（不仅可以在生产队拿最高等级的工分，生产队还专门安排了一篇松林，让其课外割松脂，搞副业）；即便是90年代，乡村教师收入也要比普通农民高不少啊。何来为国家做贡献之说？殊不知，这些毫无理由的补助，却是在伤害那些沉默的最大多数的群体——农民！
新中国是一个有集体主义传统的国家，也长期是一个利益分化不是很大的国家，这使得社会治理过程中“顾全大局”的逻辑极其强大。过去一些年，集体主义的话语逐渐式微，社会分化也逐步加大，在做群众工作中，连基层干部都羞于启齿。这在客观上助长了“无公德的个人”意识的崛起。今天，我们不能指望让每一个利益群体重新确立“大局观”，但党和政府应该珍惜这个传统。基层工作中，讲策略多了，将原则少了；讲利益多了，讲政治少了；讲法律多了，做思想工作少了，这些都值得反思。
顺便还是提一句，如果说基层还有顾全大局的群体的话，那就是警察无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