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玄武门之变”有违礼法，以道理论，这话没错；也有人说“玄武门之变”变出了中国的千古一帝，以唐太宗文皇帝的成就论，这话也一样没错。但不论如何，这场悲剧都是中央王朝传承问题的真实写照。在本期专栏中，陈凌教授从“玄武门之变”谈起，随后引入现实案例，从历史到现实两个层面来揭示中国家族企业传承的死穴，并提出这一过程急需理性设计的观点。
玄武门之变与中央王朝传承的死穴
在浩如烟海的中央王朝历史之中，皇权的传承始终主宰着中华帝国的命运。其中最为众说纷纭且具有决定性的传承事件大概就要数“玄武门之变”了。唐高祖李渊共4子，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元霸（早夭），四子元吉。其中，长子建成、元吉和魏徵、王珪等大臣为一派，次子世民、房玄龄、杜如晦和尉迟敬德等人是另一派。天下初定后，李渊立长子建成为太子，这便引起了最大功臣李世民的不满。其实，太子一党也一直提防着李世民一派，双方明争暗斗，势如水火。最终，李世民集团先发制人，通过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和李元吉，并逼迫李渊当了太上皇，李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
李渊以宽仁容众著称，加之他父母早亡，因而素来重视亲情，对自己的儿子非常疼爱。自晋阳起兵以来，李渊一直给诸皇子安排立功的机会，建成、世民、元吉三人皆经过团结奋战，最终独当一面，功勋显赫，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皇帝李渊与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三位皇子“共天下”的开国政局。其中，以秦王李世民功劳最大，他所剿灭的王世充与窦建德都是李家的头号敌人。
于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局面得以形成。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一方和秦王李世民一方都有自己的机构和组织。如太子的东宫和齐王府，另外建成还控制着左右护军府、左右亲事帐内府等等；秦王李世民一方则有天策上将府、秦王府，并且控制着左陕东道大行台、文学馆等等。同时，双方都有立法权。当时太子李建成的令、秦王和齐王发出的命令与高祖李渊颁布的诏敕同时并行，官员们甚至无所适从，经常只能根据得到命令的先后来实行。
面对这种局面，最为痛心疾首的其实是李渊。一方面，太子李建成性颇仁厚，很有乃父之风，又功勋卓著，并无大的过错，鉴于隋朝更换太子，动摇国本而迅速灭亡的前车之鉴，李渊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废太子；另一方面，秦王世民翦灭群雄，是李家王朝的第一功臣，若李渊为了维护太子而废黜次子，又于心何忍呢？素来重视亲情的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自己的儿子为了争夺皇位而骨肉相残，因此李渊尽可能地调停三个儿子之间的矛盾，希望他们能和睦相处，兄友弟恭。
应该说，在立长和立贤之间，李渊最后的规划就是希望贤子世民可以辅佐长子建成。但李渊作为父亲的良苦用心，自己的儿子未必能够理解，李世民志在皇位，岂会甘心屈居于建成之下，更何况，就算李世民愿意收手，他麾下的谋士武将为了自己的前途计，也会逼迫他夺嫡。最终，李渊未能调解建成与世民的矛盾，李氏三兄弟骨肉相残的悲剧不可避免。
司马温公在《资治通鉴》指出：“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这段话的意思，将嫡长子立为太子，是礼制的正常法则。然而，高祖之所以拥有天下，完全是由于李世民的功劳。隐太子李建成平庸低劣，却位居李世民之上，所处的地位易生嫌猜，所拥有的权力相互威胁，兄弟二人必然不能相容。假如高祖有周文王的明智，隐太子李建成有泰伯的贤达，太宗有子臧的节操，（周文王姬昌舍弃伯邑考而立周武王姬发为继承人；吴泰伯让位于三弟季历；子臧将王位让给他人而离国）变乱又会从哪里产生出来呢！可以看出，司马光对这出悲剧也甚为无奈，但历史显然不能建立在假设之上。
兄弟分家模式的选择
皇帝在立长还是立贤的选择中挣扎，为了维护家族和谐而难以做出果敢的决断，最终引发零和的权力游戏，这就是中央王朝传承制度设计上的死穴。历史确实是过去之事，但现实并未见得比历史更为高明，中国家族企业的传承一样存在这种死穴，而且远没有消失。本质上来说，这是对于兄弟分家模式上的选择，也就是笔者在系列连载第九篇中所揭示的第一种传承模式，即独子（女）接班、兄弟（姐妹）集体接班、婿媳接班、子女与职业经理人共同经营企业。这种继承模式随着男女平等的时代变化而变得更为复杂，是诸子女均分，还是根据能力和意愿的不同而进行传承呢？而且这个模式不仅要求兄弟姐妹之间坦然接受分权模式，而且对继承者有关企业的经营和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笔者最近接触到一个案例，就将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再次照进了现实。张峰明与前妻李淑萍共同创办了A公司，专业从事汽车零部件的研发制造。在大家齐心协力的努力下，A公司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企业。然而，1988年前妻因病意外去世，留下一双儿女由张峰明抚养。1992年，张总与现任妻子陈洁英结婚，并育有一子。婚后，陈洁英开始担任A公司财务总监。
A公司开始快速发展，从一家乡镇企业成长为行业的隐形冠军，同时，张总在律师的建议下，重新搭建了公司的股权架构，在A公司上层设立一控股公司B公司，该集团公司以投资为主营业务。
张总家谱图
张总共有三名子女，长子张博涛、长女张馨怡均是与前妻李淑萍所生；而次子张劲旭是与现任妻子陈洁英所生。长子张博涛2004年大学一毕业，就按部就班地进入公司工作，一路从基层做到A公司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次子张劲旭性格叛逆，具有强烈的自主精神。2015年，张劲旭从美国留学归来，拒绝了张总让其进入A公司锻炼的要求，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了B公司旗下的投资公司，并取得了不错的业绩。长女张馨怡是一名高中教师，未参与A公司的任何事务也未持股。
2017年年末，张总突然在家中晕倒，经及时救治后并无大碍。也因为这次经历，张总开始认真咨询并最终设计了家族及企业的传承规划。首先，他决定让长子博涛最终接管集团主营业务，获得家族企业绝对控制权。其次，由次子劲旭开拓新业务领域，以投资为主，家族为其提供经济帮助。最后，尽管长女不参与家族企业经营，但企业会保障其日后生活，为此还专门设立了家族信托，其核心目的是在目前企业经营良好的情况下，剥离一部分家族资产用以保障家族成员将来的生活，当然受益人不仅仅是长女，如果长子、次子将来经营不善，也可以成为该信托项下的受益人。
现代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需要理性设计
中国家族企业传承的痼疾是十分深刻的。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张氏家族的案例，会发现张总其实跟李渊一样，也面临着长子与次子的选择，同时，继承人的个人意愿也在传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是国家与企业的不同在于，企业传承并非单纯的零和游戏。从上述张总的传承方案中可以看出，其包含了三个方向，即长子所代表的事业传承，次子所代表的投资未来以及保障长女生活的财富管理相关的内容。笔者认为，这三者的平衡就是我国企业传承的理性设计最为需要的考量。这也类似于笔者前文中所列“五种传承模式”的一种，即将财产分为企业、现金、基金会（信托基金）三部分。香港首富李嘉诚即采用此种传承法，他将长江集团（企业）传于长子李泽钜；将自己的现金留给次子李泽楷，用于其发展个人事业；另留一部分资产成立信托基金，为家族成员保底。
最后，笔者还十分关注实际的行动，方案也好，计划也罢，都只是纸上谈兵。王阳明先生讲“知行合一”，就是告诫诸位要在行动中成长，而不能逡巡不进。中国家族企业的传承更需要各位的实际行动，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