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都要重视制度，但是都不可以完全100%照制度去做。
这种话是外国人不太能够接受的。他们认为，制度既然定了，每个人都要注意，而且要全力照这样去做，所以他们令出必行，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台湾之前打算定一条法令，在高速公路上打电话要罚款，当时大家就想定这个法令有什么用，他在上面打电话，你不知道怎么找得到他？所以台湾就派了一个小组，跑到纽约去问纽约的政府说，你们有一个法律是在高速公路上打电话要罚款，对不对？美国人说有啊，于是他们问那你们怎么抓得到不守法的人呢？美国人说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只有这种法律，每个人都不要在告诉公路上打电话就好了。
中国人认为我打电话只要你不要被抓到就好了，我管你的什么法律。我们的思维跟西方人不一样，而最后真的没法施行，这样你才了解，为什么我每次被警察抓到，我们第一个反应不是说我违法，而是说我倒霉。
外国人说这算倒霉吗？你说就是倒霉啊，因为很多人都在打都没有被抓到，我被抓到不就是倒霉。我们没有什么违法的观念，就是倒霉而已。
你闯红灯，警察一吹哨子把你叫过来，问你为什么闯红灯。中国人没有一个人讲实在话的，心里都讲实在话。
心里想我不是没有看到红灯，我是没看到你才闯过来的，所以我们心里一百个不服气，我们只是不敢讲而已了。
民族性是无法改的，因为他是天生自然的一些表态，不同的车子，不同的人开车，中国人都是规规矩矩的，但是常常闯红灯，一闯红灯就说，我没有闯红灯，这个地方原来没红灯的，突然间装了一个，所以我心里没准备，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然后一闯过来，他说你看前面那部车子那么高，把红灯都挡住了，要不我怎么会闯红灯呢？所以中国人从来没有存心要闯红灯，只是不知不觉他就闯过来了。
我们一定有规矩，但是我们的规矩永远是有弹性的。因此，我们的自主是在规矩的范围之内。
我们第一个条件就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法令如果完全没有弹性，这个法令根本就行不通。法令为了要行的通，他一定有相当的弹性，所以就出现一个范围，我们碰到事情，一定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然后衡情论理。
当你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衡情论理之后，你就是合理解决，所以我们很少依法办理，也不可能用人情来处理事情，我们真正的是合理解决。
当你衡情论理的时候，你就要提醒你自己说，我所有的决定，一切的后果，我要负起完全责任，你就不会乱来。所以我们处理事情，第一个，先把规定调出来看一看，中国人把规定放在肚子里面不会讲，讲规定伤感情，所以嘴巴讲情，肚子里面讲法，当中有一个看不见的尺叫做理，我们是同时三个东西在作用，情理法同时作用。
把法当作伏案的人，人际关系会比较好，开口闭口规定的人，人际关系很差，将来什么事都做不通。所以中国人心中有规定，嘴巴没有规定，嘴巴统统讲人情，心里想的是规定，最后用衡量的是一个尺度，叫做合理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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